在中国,各种触目惊心的污染所引发的关注,常常是史无前例的。然而遗憾的是,和所有热点一样,环境事件也逃不过“来得快、去得快”的宿命。
镜头下,被污染的长江河段漂浮着一块块厚重的黄色污渍,乍一看竟像是龟裂的黄土地;在环境重度污染地区,天生残缺的孩子们睁着迷茫而无辜的眼睛,看着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世界…
当年,这组名为《关注中国污染》的照片获得了尤金·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,也使卢广成为中国大陆获这一奖项的第一人。
内蒙古的大气污染、长江边的土地污染、河南的癌症村、云南的癌症村、山西临汾的水污染、安徽慈湖的化工污染、江西胡口的私埋长江堤岸……
在这一组共40张照片中,揭露出中国快速地发展背后,12个省份不堪入目的黑伤疤。一时间,这组触目惊心的照片在网上疯狂流传,还有网友附上“国在,山河破”的喟叹。
小童无缘上学,整天都躲在黑暗暗的房子里。不论是年仅9岁的小哥哥,或缩在一角的婴儿,他们的手、脚、脸都是脏兮兮。
自2003年起,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,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两岸,这个独来独往的金华男人,常年奔走于污染与疾病之间,还有死亡弥漫的县、镇、村子里。
卢广在1961年出身于社会底层,只完成了小学学业的他,在中学第二年就辍学打工,木匠、泥水匠、卖苹果、挑沙子都干过,15岁就能挑八九十斤重的沙子,只为一天挣几毛钱。
1980年,卢广进入永康丝厂当缆车工并业余自学摄影,直到31岁那年才第一次去北京进修学习摄影。
对卢广来说,生活很现实,没那么多风花雪月,这些非科班的经历赋予了他一种充满实用主义的野性。
半路出家的卢广,身上仿佛有用不完的拼劲儿,那些耗时长、危险、敏感且边缘化的拍摄主题对他充满了吸引力。
艾滋病、吸毒者、非典、雾霾、血吸虫病、小煤窑、京杭大运河、三峡、青藏铁路建设……这些别人不愿意拍、不敢拍的社会纪实题材都曾在他的镜头下一一展现。
起初,卢广是想要重拍几年前的“小煤窑”,来到当地后他发现小煤窑已经关闭整治,所剩无几,但曾经大漠孤烟、绿草蓝天的景象也被浓烟滚滚的厂房所取代。
随着调查深入,卢广得知,自2003年开始村里陆续有人患上癌症,慢慢死去,而呼吸道疾病几乎人人都有。
村民们反映:“如果赶上刮风天还好些,否则满屋子都是呛鼻子的味道。晚上睡觉前必须紧闭门窗,但早晨起来脸还是黑的。”
大型货车将煤矿挖掘产生的沙土不断倾倒在草原上,这些大土堆一天天逼近牧民的家。
乌珠穆沁草原由于露天煤矿大规模开采,公路的修建将草原分割成一块块的,运输沙土及煤的大卡车日夜不停,羊群在车流的缝隙间穿越公路寻找饮用水。
当地在大张旗鼓地建造炼钢厂、焦化厂、电石厂等高污染高能耗工厂的同时,村民的草原、耕地被占,却没有正真获得任何补偿,赖以生存的农业也因为污染无以为继,人们的生命健康也受到了威胁。
跟随当地人走进尊字后,卢广被眼前恶劣的景象惊呆了:村子被工厂包围,刺鼻的臭味随着空气的流动四处蔓延,目光所到之处都是灰蒙蒙的一片。
2009年神华宝日希勒露天矿的废水往草原上排放,只有三年时间,冲刷出20多米深1000多米长的草原峡谷。被冲刷的沙土覆盖了下游的草原。
露天煤矿运煤卡车在煤坑里排队装煤,自从有煤矿在四周开采以来,死羊的数量慢慢的变多了。
霍林郭勒位于科尔沁草原北端,是以开采煤矿、发电、化工为主的工业城市。因为污染严重,特别难看到牛羊等动物,地方政府在草原上放置了大量的牛羊雕塑。
这些情况,村民不是没有向有关部门反馈过,但却迟迟得不到回应。此刻,带着照相机的卢广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。
之后,卢广带着村民们沉甸甸的投诉信回到北京,连同10张在当地工厂和村子里拍摄的照片,一起寄给了国家环保总局。
两周以后,当地村民接到了环保总局的调查电话,环保总局派工作小组到当地考察,责令当地政府整改。
阿拉腾兴安嘎查牧民阿古达木搬家。由于离4号露天煤矿排土场太近,沙尘、汽车噪音污染严重影响一家人的生活。
为了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,阿古达木恋恋不舍地带妻子、孩子离开这片熟悉的草原。
乌海市和鄂尔多斯市交界的桌子山、骆驼山脚下,大大小小的露天煤矿有几十家,挖煤日夜不停。几十公里的排土场在自燃,释放出大量有害气体。
结束了这次的拍摄后,卢广当即决定开始关注中国的污染问题。“我没什么其他长处,就是有毅力。”
别的记者正常采访用三五天,卢广愿意花好几个月。卢广经过调查发现,中国海洋和水域污染正处在严重时期。
“以前在癌症高发病地区,都是一个村、一个村出现的,现在变成了整个流域。触目惊心,不可想象。” 卢广这样说道。
于是,在之后的五年,卢广的足迹从西部黄河中上游沿岸逐渐向中部、东部扩展,分布在渤海、黄海、东海三大海域和长江、黄河、珠江、淮河、辽河、松花江七大河流水系中,记录了不少河流污染造成的悲惨故事。
在这段经历中,和最初在内蒙古时一样,每到一个污染重灾区,一些走投无路的村民看到卢广手里的相机,都抢着向他喊冤诉苦,欢迎他去自己家里拍照。
为了拍到好照片,卢广也从来就没辜负村民的期望,他能持续几个小时死守,也可以坚持好几年不间断回访。对于摄影,他有着令人讶异的毅力和信念。
2001年,卢广在报纸上看到一则“8岁女孩,2岁患上艾滋病,来北京求医”的新闻,卢广不解——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会得艾滋?
通过报社他才知道,河南有很多艾滋病人都是通过卖血才感染上艾滋的。卢广立即决定要去河南,只是此时的卢广还没意识到,这次出行将改变他的生活。
最初进村拍摄不是件容易的事,所有人都讳莫如深,村民们对于患病绝口不提。不得已中,他换了一个方式,他改问:你们这里有孤儿吗?我是从北京来帮助孤儿的。
孤儿高容生,13岁,父母均死于艾滋病,在当时的河南有很多象高容生一样的艾滋孤儿。
这些村子里的农民都因过度的贫穷而被迫卖血,当地不法分子则利用他们的贫穷采血谋取暴利。
在最严重的艾滋病村,感染者达人口的40%左右,大部分年龄都在25-60岁左右。他们的死亡,留下了无数老人和孤儿无人看顾。
在艾滋病村,卢广目睹“年迈的老母亲看着儿子躺在床上慢慢死去”、目睹“有个家庭总共八个人,有七个人感染了艾滋病,一家人就绝望地等死”……
一位老师抱着她唯一的孙子,可怜的老人祈求上天,艾滋病不要再来了,她的一个儿子和另一个孙子已死于艾滋病。
“那天晚上,我一夜没睡”,他的大脑中不断回放着,白天走访的那些家庭场景,或许是儿子,或许是媳妇,每一家都有人躺在床上,或是打着吊瓶,或是只能着:救救我啊。
除了把这些照片拍好,公布出去,让各位明白艾滋病引发的灾难,他想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,他感觉自己应该、而且有责任去帮他们改变生活。
从2001年开始,卢广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,一共去了这些村落30多次,走访了100多个艾滋病村,拍摄了几万张照片。
“每次面对那些痛苦无助的面庞,我的心一次次被震撼,我唯有希望能够通过手中的相机为他们做点什么。”
2004年2月14号,卢广的这组照片获得了第47届荷赛当代热点类组照一等奖,这个奖轰动了世界、震惊了,当时河南省政府立刻组织了76个处级以上的干部,为艾滋病村做救助和治疗方面的工作。
关注从全国像雪花般聚集起来,数百个干部、上亿的资金,开始聚焦到这个群体身上,还有很多善款纷至沓来,艾滋病村村民的生活开始一点点改善。
艾滋病这个群体要得到改变,但接下来能得到什么样的改变?卢广不知道。但他明白,“至少要先记录下来。”
相对于众多所谓“体制内”摄影师镜头中一致的美丽而温润的中国风景,卢广这些反映“隐性”社会问题的作品则是一针见血,触目惊心,同时也成为了新闻摄影界争议话题的中心。
人们攻击他“急功近利”,“拍摄目的不单纯、拍摄手段不道德”,抑或批评他是“靠家丑获得外国利益的汉奸”。
面对这些质疑和争议,卢广说:身上的疮不愿意给别人看,捂着会越捂越烂,烂得更厉害,而给别人看,是为了看看别人能否找到方法治疗和解决。十几年来,他数次陷入圈子里的口水战中,但仍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一路独行。
王尔德说“不服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美德”,或许这就是对卢广职业生涯最好的注脚。
作者: 小林君,精英说作者,用心码字。精英说是全球精英、留学生的聚集地。每日发布海内外前沿资讯,这里有留学新知、精英故事及美国街头访问,全方位为你展现真实的海外生活。